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三大主力紅軍之一，是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自培育和指揮下成長壯大起來的主力紅軍。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特別是在長征期間，它一直擔負著保衛黨中央和紅軍統帥部的光榮而艱巨任務，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急關頭，紅一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面對著優勢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的最大壓力，堅定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一邊，為糾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戰勝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保衛黨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積極維護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統一，不僅連續突破了優勢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奪取了長征的偉大勝利，而且繼續高舉抗日救國的偉大旗幟，勝利地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和西征戰役，為黨的革命大本營奠基西北舉行了奠基禮，并為壯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鞏固和擴大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推動抗日救國形勢的迅速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尤其是在血與火的斗爭中鑄就了經久不衰的長征精神，在中國革命斗爭的歷史上起了領帥的偉大作用。下面我們就此問題談幾點看法，就教于與會的專家和學者。

一、勝利地完成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從瑞金、于都、長汀、寧化等地區出發，開始長征。至1935年10月19日勝利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吳起鎮（今吳旗），歷時373天，途經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貴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肅、陜西等11個省，長驅二萬五千里。

在此期間，紅一方面軍用于作戰的時間41天，日行軍的時間267天，夜行軍18天，行軍速度平均每天約為70里，全程休息約47天；翻越了20多座大山，其中有大庾嶺、騎田嶺、萌渚嶺、都龐嶺、越城嶺和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拖羅崗（又稱倉得山）等終年積雪的大雪山；渡過了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龍江、渭河等22條河流，通過了苗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10個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湘江、烏江、四渡赤水等重要戰役戰斗380多次，占領了黎平、遵義、通渭等60多座大小城鎮，突破了數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和沿途10個地方軍閥部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地完成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人類歷史上矗立了一座無畏的豐碑。

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勝利，不僅標志著蔣介石國民黨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一方面軍的狂妄計劃徹底破產，而且保存了大批中華民族的精華。大革命失敗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總是夢想把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斬盡殺絕。他們費盡心機，不惜出賣民族利益，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不斷派重兵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進行連續不斷地“進剿”、“會剿”和大規模“圍剿”，妄圖徹底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由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領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舉行長征。

但是，紅軍長征也不是坦途旅游，而是處于惡劣的自然環境下，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之中，蔣介石妄圖藉此徹底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下的紅軍。再加上黨內錯誤路線的干擾和破壞，尤其是張國燾的武力威脅，險象環生，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但是，紅一方面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充分發揚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的光榮傳統，斬關奪隘，搶險飛渡，連續突破國民黨軍的一次又一次圍追堵截，戰勝了數不清的艱難險阻，勝利地到達陜甘根據地，完成了人類歷史上舉世無雙的偉大長征，保存紅軍基干7000余人和大批干部。紅軍的人數雖然減少了，但這是經過千難萬險鍛煉和考驗的民族精華，是全國同胞團結御侮的核心。

二、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

紅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不僅遭到優勢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受到惡劣自然環境的重重阻礙，而且受到黨內錯誤路線的嚴重危害，特別是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嚴重威脅，斗爭異常尖銳、復雜、激烈，稍有不慎，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但是，他們堅定不移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一邊，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不僅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而且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斗爭經驗。

第一，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定的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這是奪取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正確領導，是新型人民軍隊建設和奪取勝利的根本保證。紅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長時間處于無根據地作戰的困境之中，數十萬國民黨軍瘋狂地進行圍追堵截，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物資供應極其缺乏，其困難之嚴重，生活之艱苦，斗爭之緊張激烈，實屬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因此，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不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無法勝利地進行長征，就有被優勢國民黨軍打垮和消滅的危險。

長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了消極避戰、退卻逃跑的方針，把戰略轉移變為大搬家，致使中央紅軍在通過國民黨軍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后，折損過半，引起了廣大指戰員的強烈不滿，堅決要求恢復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正確領導下，充分利用國民黨軍之間的矛盾，發揚紅軍運動戰的優長，縱橫馳騁于川黔滇邊界地區，巧妙地穿插于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不斷調動和打擊國民黨軍，先后進行了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威逼貴陽，進軍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的企圖，掌握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實踐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確定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必須堅決貫徹執行，這是奪取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證。但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為了攫取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擁兵自重，反對黨的北上抗日救國的戰略方針，大肆進行分裂黨、分裂紅軍的派別活動，企圖以武力危害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因此，紅一方面軍主力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北上抗日救國戰略方針，不顧張國燾的嚴重威脅，先行北上，連續突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陜甘根據地，與紅15軍團會合，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一舉粉碎國民黨軍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為黨的革命大本營奠基西北舉行了奠基禮。隨后，紅一方面軍按照黨的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和“以發展求鞏固”為核心內容的戰略方針，先后進行了東征戰役、西征戰役，有力地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鞏固和擴大了陜甘寧根據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促進了紅軍與東北軍、第17路軍三位一體的形成，為爾后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會師，發展西北抗日局面，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第二，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確處理好走與打的關系，這是奪取長征勝利的主要戰法。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確處理好走與打的關系，是戰略轉移中，爭取主動，力避被動的重要戰法，也是突破優勢國民黨軍圍追堵截，奪取長征勝利的重要關鍵。

長征途中，國民黨軍依仗其優勢兵力，從空中進行狂轟濫炸，從地面上進行圍追堵截，企圖一舉殲滅紅軍于運動之中。紅軍的處境異常艱險，隨時有被國民黨軍合圍聚殲的危險。因此，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紅軍必須樹立堅決戰斗的思想，必須密切注視敵對雙方的情況變化，善于靈活用兵，正確處理走與打的關系，實行能走能打的行動部署；在根本戰略方向不變的情況下，要經常變換作戰方向，使國民黨軍摸不清紅軍的戰略意圖；要采取一切巧妙的方法，去迷惑和調動國民黨軍，創造戰機，殲其一路或幾路，改變戰局；如果情況不利則應迅速轉移位置，或改變進軍方向，以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只有這樣，才能從被動中爭取主動，才能掌握部隊的行動自由權。

但是，長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沒有把戰略指導思想“放在爭取于必要與有利時機同敵人決戰的原則上”，而是把戰略轉移變成了大搬家，采取消極避戰，退卻逃跑的方針，致使中央紅軍“差不多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不能有力的打擊敵人。”湘江戰役的沉痛教訓，就是這一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惡果。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正確領導與指揮之下，一反“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在軍事指揮上的笨拙戰法，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充分發揮紅軍善打運動戰的優長，利用國民黨軍之間的矛盾，采取聲東擊西的靈活戰略戰術，大踏步地進退，忽南忽北，避實擊虛，即打即離，實施了廣泛的機動作戰，大膽地穿插迂回于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之間，取得了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戰役戰斗的重大勝利，在戰爭舞臺上導演出一幕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從而，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扭轉了被動局面，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創造了中國革命戰爭史上以少勝多、靈活用兵、機動作戰的光輝典范。它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和駕馭整個戰爭的非凡才能。

第三，顧大局，識大體，加強革命團結，密切聯系群眾，這是奪取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證。團結是勝利的保證，沒有革命的團結就沒有革命的勝利。紅軍長征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實現了全黨全軍和沿途各民族人民群眾的革命大團結。

長征途中，紅一方面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正確領導下，高舉團結的旗幟，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顧大局，識大體，講團結，講奉獻，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特別是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刻，他們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讓給同志，把困難和死亡的威脅留給自己。從而，使得紅軍上下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各路紅軍之間和紅軍同少數民族群眾之間，實現了革命的大團結，奪取了長征的偉大勝利，譜寫了一曲曲團結戰斗的贊歌。諸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與紅15軍團會師，以及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紅軍的革命團結、階級情誼是十分感人的。他們抽調部隊，交流干部，贈送衣服、鞋襪、糧食，舉行各種方式的聯歡活動，交流經驗，互相學習，洋溢著真誠團結的熱烈氣氛。他們把顧大局、識大體，講團結、舍己為人、生死與共，作為處理紅軍內部關系的自覺準則。盡管由于張國燾的干擾和破壞，在少數人中造成一些誤解和不信任，但是紅軍廣大指戰員之間的革命團結、階級友愛是牢不可破的。這是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奪取長征勝利的重要保證。

紅軍在加強內部團結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同少數民族群眾之間的團結。他們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自覺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一切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幫助群眾組織蘇維埃政府，建立少數民族游擊隊，沒收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的財物，分配給廣大貧苦的群眾，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諸如：中央紅軍在通過彝族區時，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并幫助他們成立了工農紅軍彝民沽基支隊之事，至今傳為佳話。由于紅軍得到了彝族群眾的信任與幫助，從而順利地通過了彝民區，并有部分彝族青年參加了紅軍。紅軍愛群眾，群眾擁護紅軍，他們積極幫助紅軍籌糧籌款，燒火送飯，搜集情報，掩護傷病員，當向導，抬擔架，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支援紅軍作戰，并把自己的親人送入紅軍。在遵義地區時，由于在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下，在短短的10多天里就擴大紅軍4000余人。實踐證明：只要保持黨的團結，軍隊的團結，以及各路紅軍與各族人民群眾的團結，同心協力，奮力拼搏，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就一定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就會無往而不勝。

三、用血與火鑄就了經久不衰的長征精神

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已經過去80多年了，炮聲消失，硝煙散去，但他們用血與火鑄就的長征精神，已經突破了時空和國度的界限，在人類歷史上樹起了一座無與倫比的豐碑。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驕傲，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長征途中，蔣介石調集了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進行圍追堵截，紅軍的行軍和作戰遇到了嚴重的危險，斗爭和生活極為艱苦，紅軍途經之地又多是經濟文化落后、民族隔閡很深的窮鄉僻壤，供給困難，兵員匱乏，槍彈不繼，藥品奇缺，處境極其險惡。因此，要取得長征的勝利，就必須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充分激發廣大指戰員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才能突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奪取長征的勝利。

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堅決糾正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等錯誤，恢復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充分發揮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和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從而堅定了廣大指戰員對革命事業的必勝信念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激發了廣大指戰員的革命英雄主義，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譜寫了人類歷史上最光輝的篇章。紅軍指戰員沒有糧食，就以野菜、野果、草根、樹皮、皮帶等充饑；沒有房子宿營，就在樹叢茅草中棲身；沒有藥品，就采集中草藥治病療傷；沒有子彈，就用刺刀、石塊打擊敵人。就這樣，他們以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的大無畏革命氣概，堅忍不拔、頑強拼搏的堅強毅力，忍受著饑餓和傷痛的折磨，爬雪山、過草地，斗強敵，終于勝利地完成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的：對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事業堅定不移的信念；不怕犧牲，不怕困難，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聯系群眾，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是紅軍長征勝利的堅強精神支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革命的傳家寶。這種精神，來自各級黨組織的培養，來自黨員和干部的率先垂范，言傳身教，總之，來自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長征精神，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曾經鼓舞廣大指戰員不畏艱險，前仆后繼，英勇犧牲，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和平時期，激勵著人民群眾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頑強拼搏，開創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已經成為鼓舞人們奮勇向前的不竭動力。當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斗爭中，仍然需要發揚紅軍長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