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一部雄偉壯麗的革命史詩，彪炳千秋。這其中，紅二、六軍團在長征過程中，轉戰(zhàn)湘鄂川黔等省，有力的牽制、調動、吸引了敵人大量兵力，不僅對黨中央和主力紅軍的戰(zhàn)略轉移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還在這個過程中發(fā)展壯大了自己，成為紅軍三大主力部隊之一。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離開湘鄂川黔根據地進行戰(zhàn)略轉移，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正式創(chuàng)建紅二方面軍。之后，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實現了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為中國革命勝利做出重大貢獻。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會師80周年，思考紅二方面軍在長征中的特殊貢獻，肯定其歷史地位，對于吸取歷史經驗，發(fā)揚革命愛國主義精神，把老一輩革命家所開創(chuàng)的偉大事業(yè)繼續(xù)向前推進，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紅二方面軍的形成過程

一般而言，方面軍作為統(tǒng)帥部下面最高一級的作戰(zhàn)建制單位，要在兵員人數、作戰(zhàn)能力、政治素養(yǎng)方面達到一定標準，方能真正成為一支強大的戰(zhàn)略機動力量。紅二方面軍是在紅二、六軍團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而成。其創(chuàng)建過程，就是紅二、六軍團在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行動的基礎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步形成一支政治堅定，素質過硬，戰(zhàn)斗力強的戰(zhàn)略集團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紅二、六軍團領導人實事求是，堅持正確主張，敢于抵制“左”傾錯誤路線，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過程。

紅二、六軍團的會師，發(fā)端于紅六軍團的西征。1934年夏，隨著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開始進行戰(zhàn)略轉移的準備。7月23日，中革軍委令原在湘贛一帶活動的紅六軍團進行西征，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及創(chuàng)立新的蘇區(qū)，“給湘敵以致命的威脅，迫使他不得不進行作戰(zhàn)上及戰(zhàn)略上的重新部署，這將破壞湘敵逐漸緊縮湘贛蘇區(qū)的計劃及輔助中央蘇區(qū)之作戰(zhàn)。”[1]按照這個戰(zhàn)略部署，紅六軍團的行動步驟是：1、先到達廣西東部地區(qū)，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推廣游擊區(qū)域；2、到湖南新田、祁陽、零陵等地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建立新的根據地；3、橫渡湘江，向新化、溆浦發(fā)展，并向北與紅二軍團取得聯絡。這個計劃，實際上就是爭取在湘中建立蘇區(qū)，為中央紅軍轉移提供落腳點。紅六軍團作為先頭部隊，與中央紅軍形成戰(zhàn)略協(xié)同關系。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9000余人在任弼時、蕭克等人的率領下開始西征。之后的將近3個月，紅六軍團轉戰(zhàn)于湘、鄂、桂、黔四省，歷盡千難萬苦，無數險阻，在湘中無法建立根據地的情況下，繼續(xù)西進，在湘桂邊境遭遇敵人圍堵而轉戰(zhàn)貴州，在貴州石阡的甘溪一帶又遭到重重包圍，經苦戰(zhàn)才得以沖出重圍，最終于10月24日在貴州東部的木黃地區(qū)與賀龍等人率領的紅三軍（10月26日，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勝利會師。

兩軍會師后，首要的問題就是兩軍以后的行動方向。由于先前中革軍委的命令是讓紅六軍團在松洮、乾城、鳳凰一帶建立根據地，但實際上紅六軍團在遭受重大傷亡后，已經無力執(zhí)行這一命令。當時紅二軍團有3900余人，紅六軍團有3300余人。任弼時與賀龍商議認為合則兩利，分則勢單力孤，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10月25日向中革軍委提出：“以目前敵情及二、六軍團力量，兩個軍團應集中行動。我們決定加強蘇區(qū)黨和武裝的領導，開展游擊戰(zhàn)爭，鞏固發(fā)展原有蘇區(qū)；主力由松桃、秀山間伸出松、乾、鳳地區(qū)活動，建立新的根據地。”[2]

但是，在26日的回電中，中革軍委否決了這個意見，認為：“二、六軍團合成一個單位及一起行動是絕對錯誤的，二、六軍團應仍單獨的依中央及軍委指示的活動地域發(fā)展，各直受中央及軍委直接指揮”，并嚴令“六軍團應速依軍委累次電令，向規(guī)定地域行動，勿再延遲”。[3]由于當時紅二、六軍團已經向黔東方向出發(fā)，沒有及時收到這封電報。28日，在收到電報后，任弼時、賀龍等人再次致電軍委，力陳己見，建議二、六軍團暫時集中行動，“以便消滅敵一、二個支隊，開展新的更有利于兩軍團將來分開行動的局面。目前分開，敵必取各個擊破之策。以一個軍團力量對敵一個支隊無必勝把握。集中是可以打勝敵任何一個支隊的。且兩軍在軍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幫助。”[4]

不過，這個建議再次被軍委否定，29日回電重申兩軍團“絕對不應合并”，“六軍團可暫在蘇區(qū)休息，改編數天后應直向松洮、鳳凰、乾城地區(qū)發(fā)展，創(chuàng)立新的根據地”，“二軍團則應背靠烏江鉗制白秀之敵，向黔敵積極行動”。但同時，軍委又指出，中央紅軍此時已經向贛南、湖南進軍，紅二、六軍團“應利用此時機求得向湖南大發(fā)展”。[5]面對這樣自相矛盾的電報，任弼時、賀龍等人當機立斷，不去乾城、鳳凰地區(qū)，集中兩軍兵力，進軍湘西。11月16日，兩軍在湘西北的永順一帶設伏，成功殲滅湘西軍閥陳渠珍部1000余人，俘虜參謀長以下2000多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此役，成為紅二、六軍團會師以來的重要轉折點，改變了被動挨打的局面，為建立和發(fā)展湘鄂川黔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任弼時、賀龍等人敢于對中革軍委不切實際的指示提出不同意見，原因就在于他們了解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fā)來決定行動方針。而且，在兩軍團會師以后，雙方領導人就充分認識到，集中力量統(tǒng)一行動的重要性。這就如賀龍所言：“六軍團需要休息，二軍團希望會師解決路線問題，黨的領導問題。”[6]會師時的六軍團，在沒有后方的情況下，前后行軍共計78天，部隊非常疲勞，戰(zhàn)斗減員也很嚴重，由出發(fā)時的9000多人，減至3300多人，急需進行休整。二軍團則是面對如何肅清夏曦“左”傾錯誤影響的問題，肅反的擴大化，給二軍團帶來重大傷害，部隊干部奇缺，政治機關及工作制度破壞嚴重。任弼時在1934年10月27日給中央的電報中就談到：“三軍只有二百多黨員，個別連無支部，連指導員及軍政治部最近（才）調整齊和建立，肅反中十分之九的連以上軍事政治干部，當反革命拘捕了。”[7]因此，在任弼時、賀龍等人在向中央建議爭取兩軍聯合行動的同時，也積極為兩軍的統(tǒng)一領導、協(xié)同作戰(zhàn)而努力。

會師之初，任弼時、賀龍等人就認識到統(tǒng)一指揮，集中行動的重要性。10月25日，在給中革軍委的匯報中談到：“兩軍的行動，由二軍團統(tǒng)一。六軍團政治部及保衛(wèi)局編入二軍團。任、蕭隨二軍團，想王、李隨十七師。”[8]26日，任弼時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宣布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的番號，軍團長為賀龍，政委任弼時，蕭克、王震則繼續(xù)擔任紅六軍團軍團長、政委職務。同時，為健全及加強紅二軍團的政治機關，任弼時一方面向中央建議撤銷夏曦中央分局書記及分革軍委會主席職務，并提議由賀龍擔任分革軍委會主席；另一方面為了重建紅二軍團政治機關，加強黨團建設，他又從紅六軍團選調一批干部前往二軍團任職，“決定以原六軍團政治部為二軍團政治部，六軍團另成立政治部。已調原五十二團政委方理明任四師政委，袁任遠任六師政委，原五十二團政委繆聚群，五一團分開，政委洗恒漢各任團政委。另從六軍團調一批同志和四個總支書，設法建立兩師政治部，迅速的普遍建立支部。”[9]可見，會師之初，兩軍團在領導中樞、政治工作方面已經開始融合，開始打造成為一個戰(zhàn)斗集團，對敵統(tǒng)一協(xié)調作戰(zhàn)，對內互助合作，取長補短。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六軍團在湘西北永順大捷當日，收到中央書記處電報：“為集中與加強對于湘川黔蘇區(qū)的領導，中央決定，創(chuàng)立湘川黔邊省委，以弼時為書記，賀、夏、關、肖、王等為委員。在軍委方面，二六軍團均改編為現行編制的一個師，仍保存二、六軍團的名義。二軍團長由賀龍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時兼，六軍團長為肖王，兩軍團均直受軍委領導，但在兩軍團共同行動時，則由賀任統(tǒng)一指揮之。”[10]同時，中央書記處還同意建立湘鄂川黔根據地，并成立新的省委、省軍區(qū)，以任弼時為書記，賀龍為湘鄂川黔軍區(qū)司令員，任弼時為軍區(qū)政委。

此后，紅二、六軍團馳騁于湘鄂川黔地區(qū)，逐步形成以永順、大庸、桑植、龍山為中心的根據地，既調動和牽制了敵人，也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了有力配合，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壓力。遵義會議后，1935年1月20日，新的中革軍委發(fā)布《渡江的作戰(zhàn)計劃》，確定中央紅軍“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后轉入新的地域……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并爭取四川赤化。”[11]1935年3月，面對強敵壓境，紅二、六軍團向中央請求北渡長江向湖北轉移。4月5日，軍委復電：“目前，你們那里勝利的可能還是存在著的，仍應盡力在原有地區(qū)爭取勝利……我們可同意你們渡江的意圖，但這只是你們認為在原有地區(qū)不利于作戰(zhàn)，且紅軍主力非轉移地區(qū)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時，才可實行。”[12]根據軍委意見，紅二、六軍盡管處境危險，繼續(xù)堅持在湘鄂川黔根據地斗爭，有力的策應了中央紅軍渡江北上。這就如任弼時所言：“在配合主力紅軍與其它蘇區(qū)上，是盡了我們的力，完成了歷史任務的。”[13]

不僅如此，紅二、六軍團在配合中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也逐漸壯大了自己，逐步由一支戰(zhàn)略協(xié)同力量，演變?yōu)橐恢Ь哂袌远ㄕ涡叛觥⒎狞h的指揮，作戰(zhàn)水平高超，具備較為完整戰(zhàn)斗序列的戰(zhàn)略機動力量。在任弼時等人的努力下，紅二軍團的黨組織得到恢復與發(fā)展，“黨的基礎初步地建立，黨的生活開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黨團員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現在除十一、十七兩團外，有黨員七百零三名，團員四百一十三名，三個月中黨團員增加了四倍。”部隊的政治氣氛濃厚，不僅保證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也逐步消除了肅反擴大化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戰(zhàn)斗員的勝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龍家寨、大庸、陳家河幾次戰(zhàn)斗的勝利，創(chuàng)造了廣大的新蘇區(qū)。”[14]紅軍戰(zhàn)士作戰(zhàn)能力的提高，不僅打退敵人的進攻，也逐步穩(wěn)定與擴展根據地。根據地的存在，則又為部隊的軍事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兵員，到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離開湘鄂川黔根據地開始長征時，部隊已經擴大到2萬余人，已經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軍之一。

二、紅二方面軍的正式成立

眾所周知，紅二方面軍的正式創(chuàng)建，是長征途中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這一點，與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創(chuàng)建情況有重要區(qū)別。回顧紅軍的發(fā)展歷史，從草創(chuàng)時期的各根據地各行其是，到統(tǒng)一紅軍編制，經歷了一個曲折、多變的過程。1930年1月，當時的中央軍事部召開會議，決定統(tǒng)一全國紅軍的編制和番號，將較大的一些紅軍部隊依次編為一至八軍。1930年8月23日，紅一、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會師后，隨即組成紅一方面軍。其后，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紅一、三軍團會師后，為指揮一、三兩個軍團起見，已由一、三兩軍團前委聯席會議決定組織總前委，毛澤東為書記，公開組織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楊岳彬為總政治部主任。”[15]可見，當時的紅一方面軍是為了指揮方便而自行組成的。四方面軍的情況與一方面軍相似，1931年1月，紅四軍在鄂豫皖蘇區(qū)成立，之后，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在攻打黃安縣城的時候，為了統(tǒng)一指揮，成立了紅四方面軍。這期間，中央也有一些設置方面軍的規(guī)劃，1931年12月4日，在給各蘇區(qū)中央分局、省委及紅軍政治委員的訓令中談到組建一方面軍、二方面軍的設想。其中二方面軍是在“鄂豫皖第四軍應擴充編成第四第九兩軍。湘鄂西第三軍應先編足兩師。鄂北紅軍改成獨立師。此三部分打通后，應成立紅軍第二方面軍。”[16]不過，由于這時候紅四方面軍已經成立，組建紅二方面軍的計劃一直擱置。

長征開始以后，紅二、六軍團黔東會師。雖然任弼時、賀龍等領導人為了兩軍的發(fā)展與中革軍委據理力爭，要求集中領導，統(tǒng)一指揮兩軍協(xié)同作戰(zhàn)。最后軍委雖然同意由賀龍統(tǒng)一指揮，但仍強調兩軍團直接受軍委指揮，可見這時候中央并沒有成立二方面軍的打算，其心目中的紅二、六軍團仍舊是承擔配合中央紅軍戰(zhàn)略轉移的協(xié)同力量。之后，隨著中央紅軍渡江北上，紅二、六軍團就成為大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紅軍，特別是紅一方面軍長征先行到達陜北之后，就形成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六軍團三足鼎立的格局。這期間，紅二、六軍團不但克服了兩支來自不同根據地紅軍之間的磨合問題，還有所發(fā)展壯大，已經具備了組建方面軍的條件。

紅二方面軍的正式創(chuàng)建，是一個政治考慮，是保證紅二、六軍團政治上對黨忠誠，與張國燾分裂主義活動進行斗爭，爭取與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客觀需要。1935年9月，張國燾悍然反對黨中央北上方針，率部南下后，中央即與紅二、六軍團失去聯系，張國燾則控制了與紅二、六軍團的電報聯絡。1935年11月19日，長期單獨苦戰(zhàn)的紅二、六軍團在國民黨軍大規(guī)模圍剿的壓力下，被迫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轉戰(zhàn)湘黔滇地區(qū)，爭取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地。1936年3月29日，任弼時、賀龍等請示紅軍總部：“我軍是否應即北進，及一、四方面軍將來大舉北進后，我軍在長江南岸活動是否孤立和困難，均難明確估計。因此，我軍究應以此時北進與主力匯合，或應留在滇黔川邊活動之問題，請軍委決定。以上望在一、二天內電告。”[17]30日，紅軍總部回電：“最好你軍在第三渡河點或最后處北進，與我們匯合，一同北進。亦可先以到達滇西為目的，我們當盡力策應”；“在困難條件下，可在滇黔川廣大地區(qū)活動，但須準備較長期的運動戰(zhàn)”；“究應如何，請按實況決定，可不受拘束。”[18]4月28日，紅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到達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

紅二、六軍團在渡江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師之前，并不了解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活動。張國燾之所以同意紅二、六軍團北上，是有自己的小算盤。朱德回憶說：“他（張國燾）沒有決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軍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來保存實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時，才希望二方面軍渡江北上”，但又怕“二方面軍和他作對，搞不到一起”。朱德在張國燾分裂主義活動中一直據理力爭，維護黨的團結，他也贊成紅二、六軍團北上，“過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了”，“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9]從這些回憶可以看出，當時張國燾和朱德等人都把紅二、六軍團作為一支重要力量來爭取。張國燾的意圖是控制紅二、六軍團，以便繼續(xù)與中央對抗，朱德、劉伯承等人則是希望團結紅二、六軍團，維護黨的統(tǒng)一，克服分裂陰謀，實現共同北上。

對于紅二、六軍團的北上，中共中央開始并不贊同。1936年4月1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朱德，明確指出：“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二、六軍團在云貴之間創(chuàng)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20]不過，在紅二、六軍團北上已經成為事實的情況下，中央迅速調整方針，一方面爭取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北上，一方面則考慮組建紅二方面軍問題。5月20日，中央在致電張國燾：“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與蔣介石，弟等對于兄等及二、四兩方面軍全體同志之艱苦奮斗表示無限敬意，對于采取北上方針一致歡迎。”[21]2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氣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22]這兩封電報里提到的“二方面軍”自然就是指紅二、六軍團，也反映了當時中央的政治考慮。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雙方在建制上顯然不對等，也使紅二、六軍團有被張國燾控制的危險。將紅二、六軍團升等為二方面軍，則使其成為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一個方面軍，與四方面軍處于對等地位，有利于對張國燾施加壓力，維護黨的統(tǒng)一，并推動四方面軍共同北上。

對于中央的來電，張國燾顯得非常焦慮，這一點在5月30日他給林育英的電報中可以看出來：“兄是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國際代表團現如何代表中央職權，有何指示？對白區(qū)黨如何領導，發(fā)展情況如何，陜北已否改稱北方局，此間北進時黨和政權應用何種名義，軍委總司令部、總政由何人負責，如何行使職權，對二方面軍如何領導？”最后，電報中還寫了一句：“弼時等快到了，不能不確定，請速明白答復。”[23]顯然，隨著馬上就要和紅二、六軍團會師，張國燾非常關心共產國際的態(tài)度以及紅二方面軍的領導權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張國燾也使用了“二方面軍”這個番號，說明他并不反對成立二方面軍。因此，6月3號，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聯合轉發(fā)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命令，決定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等組織仍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還宣布：“主力紅軍與二、六軍會合，部隊愈大，為適合戰(zhàn)爭需要，指揮靈活，決定成立方面軍。以陜北紅軍為一方面軍，二、六軍為二方面軍，四、五、九、卅、卅一、卅二六個軍為四方面軍。”[24]

7月5日，中革軍委正式發(fā)布關于組織紅二方面軍及其領導人的命令：“決以二軍、六軍、卅二軍組織二方面軍，并任令賀龍為總指揮兼二軍軍長，任弼時為政委兼二軍政委，肖（蕭）克為付（副）總指揮，關響（向）應為付（副）政委，陳伯軍（鈞）為六軍軍長，王震為政委，即分別就職。”[25]至此，紅二方面軍正式創(chuàng)建，這就為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奠定了基礎。

三、紅二方面軍創(chuàng)建的歷史意義

在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中，從紅二、六軍團到紅二方面軍的建軍史經歷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在三支紅軍中，紅二方面軍的創(chuàng)建時間最晚，但是其創(chuàng)建的歷史意義也最為重要。紅二方面軍的形成，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現實革命環(huán)境下，紅二、六軍團上下齊心，共同努力，通過流血拼搏而凝聚起來的。賀龍就說過，兩軍會師開始就是“六千多人，六千多個心，可是大家團結得象一個人，是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個別不團結的現象是有的，那是大海中的一個水泡。總之，二、六軍團會師團結的很好。”[26]不同于一、四兩支方面軍的創(chuàng)建，二方面軍是在中革軍委一度強烈反對兩軍聯合，長期承擔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配合，與四方面軍會合后又面臨張國燾分裂主義活動的威脅的過程中，經歷了重重考驗，不但沒有削弱，反而不斷壯大。因此，長征途中紅二方面軍的正式創(chuàng)建，并不是一般部隊的升級，而是有著深遠的影響，對于人民軍隊的創(chuàng)建，粉碎張國燾分裂主義活動，維護黨的領導與團結，推動四方面軍共同北上，促進中國革命形勢的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